聯合報2002/07/23
張立明／衛生署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台北市）
日前報載，高雄某醫院婦產科醫師因替人墮胎，後被墮胎者反告觸犯優生保健法，被判徒刑兩個月，得易科罰金。筆者同為醫師，對於刑法與醫療糾紛的壓力感同身受，但認為此高院定讞的判決值得婦產科醫師與社會大眾深思。
該案一審時，法官根據婦產科醫學會意見判斷，認為依優生保健法「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得墮胎，因此判定醫師無罪。但高院卻認為應從憲法更深一層的角度來討論墮胎罪，在婦女生育自主權與胎兒生命權之間進行利益權衡，並非每一位婦女的墮胎經配偶同意者皆符合優生保健法的規範。
雖該醫師認為，若其墮胎手術如同犯罪，則優生保健法形同具文，違背墮胎除罪化的法律潮流；但筆者要指出，除了像中共這種以國家權力強制一胎化，因鼓勵墮胎而遭國際人權團體詬病之外，其他先進國家的醫界與法界對墮胎的態度都比我們審慎得多。以美國為例，雖自一九七三年起墮胎即合法化，但至今將近三十年間，其墮胎數每年仍維持在九十萬左右；今年七月剛出爐的美國疾病管制局資料更顯示，其人數已下滑到八十八萬左右，約佔總人口百分之零點四。反觀我國墮胎數字卻年年上升，雖然我國人口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但每年墮胎數卻有將近五十萬，約佔總人口百分之二點五，比例是美國的六倍之多。這不能說全是婦產科醫師的問題，因為婦產科醫師除產檢發現胎兒有問題外，多因受託才施行墮胎手術；這應說是整個社會與文化的問題：為何我們會在短短幾十年間，從保守的中國文化傳統變成墮胎數比美國「先進」六倍的社會？
如同高院所述，婦女生育自主權與胎兒生命權間，應有平衡全面考量，此議題在美國的醫界、法界、神學及倫理學界三十年來一直有相當激烈、深入而嚴肅的辯論與研究，所以整個社會雖然開放，但醫師在執行墮胎手術前都相當謹慎。反觀國內優生保健法條文只要影響婦女「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就可墮胎，已經是全世界最寬鬆的規定了，若連心理評估都不用作就可墮胎，則真的是形同具文。設想，只要家裏想生男孩，卻懷了女嬰，就可因影響家庭生活而墮胎，這對重視傳宗接代的國人來講，女嬰的保障顯有不足之處。
超高的墮胎率對我們是個警訊，是否少女的性保護知識不足？是否色情資訊對未成年少年過度容易取得，造成許多性衝動下未及防範的懷孕？整個社會包括該案的婦產科醫師及地方法院，對於胎兒的生命權是否有足夠的省思與認知？我們的教育在培養下一代倫理思考與反省的能力是否應該提昇？深盼我們的社會是個有反省、會思考的社會，才能從世界潮流的迷思中清楚自己的立場。<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