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人的生命是天主賜下的禮物，人是天主的肖像。由哲學角度觀之，人類的存在是一種偶然性 (contingence)，個人獨特的基因透過夫妻之間的性行為，在精卵結合那一刻即已決定。然而，自從2012年CRISPR-CAS9的作用機制被發現後，基因編輯 (gene editing) 成為一門炙手可熱的技術，人類基因有可能進一步在實驗室中，透過助孕科技，由他的父母、醫生、科學家或其他人所決定，可以被增強 (enhanced) 為更美麗、更聰明的人，也可以被改造 (modified) 為更雄壯、更蠻悍、或更殘暴的人，端看當初設計他的人懷著什麼意向。尤其在當前科技飛速推進中，納米技術 (Nanotechnology)、生物技術 (Biotechnology)、信息技術 (Informative technology，大數據和物聯網)、認知科學 (Cognitive science) 超乎想像地發展[1]，超人類主義者 (transhumanist) 極力宣揚未來將是一個窮科技之力可達致的完美世界。但是這種贊成人類演化過程就是要不斷超越自身的超人類主義 (transhumanism)，到底帶給人們夢想？還是幻想？是美麗新世界？還是烏托邦？甚至是災難？
針對合乎倫理的生醫科技，如成體幹細胞 (somatic stem cell) 醫療與研究、自然生殖科技 (natural procreative technology)、和以嚴謹治療為目標的病患體細胞 (somatic cells) 基因治療過程，均符合教會的教導，教會不但予以肯定，同時十分鼓勵人們繼續投入研究，造福人群。然而當進一步談到增強的基因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人們還是普遍對其倫理層面抱持懷疑。基因編輯運用在治療有遺傳疾病的病患是一大福音，但當得知這項技術被運用在人類胚胎，發現這項技術的生物化學家珍妮佛˙道納 (Jennifer A. Doudna) 呼籲大眾互相對話，以道德力量檢視這項技術可能帶來的各種後果。[2]
生物科技如今已引起大眾廣泛討論，贊成及反對基因增強 (genetic enhancement) 的雙方均各自提出論述。這篇文章裡，我們將討論超人類主義者所宣揚的基因增強所觸及的倫理問題。藉著贊成及反對兩方學者的意見，有助於了解爭論關鍵之所在，同時也要指出天主教會對超人類主義，尤其是基因增強這個議題的立場。
貳、超人類主義者支持基因增強的未來人類
隨著科技進步，增強人類不再是個夢想。基因工程、奈米科技、機器人、人工智慧、大數據、演算法……等等的發展使人們逐漸實現古老以來的夢想：改造人類。未來的人類有可能是基因改造 (genetic modification)，也有可能是半人半機、人機合一、生化人 (bionic humans)、Baby X等，且這些研究均已陸續展開。總之，人幾乎可以達到完美。繼韋那˙文吉 (Vernor Vinge) 提出「技術奇點」(Singularity) 後，現任谷歌工程總監的未來學家雷˙克茲威爾 (Ray Kurzweil) 接續闡揚這個觀點，以此著書《技術奇點迫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並大膽預測2045年將是一個轉折點，純人類 (pure man，指由精卵自然結合的人類) 屆時終將滅絕，取而代之的將是由生物和非生物、或生物與機器混合而成的超智慧人類。[3]
贊成超人類主義者大力宣揚基因工程，認為這是一個得以完全改造人類的方法。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及未來學教授尼克˙伯斯特隆姆 (Nick Böstrom) 在其著作《超智慧》提出人類藉由基因控制，由天擇進程到人擇的步驟，他稱之為「胚胎重覆選擇」：
- 基因定序並選出所需的遺傳特徵上較佳的胚胎。
- 從這些胚胎中取出幹細胞，並轉為精子與卵子，以六個月或更短的時間使其成熟。
- 配對新的精子與卵子產生胚胎。
- 持續此步驟，直到累積大幅度的基因改變。
這種方法有可能在幾年之內就達到十代其至更多代的人擇。(這流程可能耗時且昂貴，不過原則上只要做一次就好，不用每回生下新生兒就重複一次。流程最後建立的細胞系，可用來產生極大量的增強版胚胎。)[4]
伯斯特隆姆提出這種胚胎人擇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人的智慧雖歴經進化，但平均水準還不夠高，終究是盲目的演化過程。而人類 (所謂自然人) 之所以目前還能生存於地球上，只因最早就來「卡位」。[5]若採用胚胎重覆選擇方法所孕育的個體，其平均智慧水準可以提升非常高，甚至高於有史以來所有人口最高智慧，且其中幾位新個體甚至更可高於平均高智慧。[6]由此可知為何伯斯特隆姆將其書取名為《超智慧》，這結果要拜高科技之賜。
基因工程不只如火如荼地被運用在新的治療方式，早在2003年，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的〈基因市場購物〉(Shopping at The Genetic Supermarket) 就已描繪未來的輪廓：
當愈來愈了解人類基因知識，很快就可以讓孩子擁有我們的基因，且這個孩子的基因將比由一般繁殖的隨機過程所得到的孩子更優秀。這是由於一開始即需對體外受精的胚胎進行愈來愈精密的基因篩選。而之後也有可能安全地嵌入新的基因物質在體外受精胚胎中。這兩項技術將有可能使夫妻擁有一個新的孩子，且這孩子的能力比自然彩券得來的孩子還優秀，孩子的基因就是來自「他們」，而非只是其中一人，或第三位捐贈人的，除非決定要基因改造 (genetic modification) 而非只是簡單的基因選擇，想要製造特定特質的孩子才有必要用第三者的基因。[7]
超人類主義者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極不平等，一旦產前診斷出是唐氏症或其他病症孩子就建議拿掉，認為此舉可免除這些孩子生來受苦；同時，既然技術先進到可以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篩選有缺陷的胚胎，植入前就由「優生」角度訂製或改造一個孩子的基因，不是更好嗎？支持者認為這個社會競爭風氣太強烈，因此父母會希望以生物科技方式改造他們的孩子，讓孩子比其他人更聰明，在競爭的社會中得以高人一等。也有超人類主義者認為目前的人類社會不夠人性，因為有人生來缺陷、人類集體智商也不夠高、體力不夠好，而一個基因改造過後的社會才夠人性化，因為人人完美，超長壽 (extra longevity)、超智慧 (extra intelligence)、超健康 (extra wellbeing)。
這樣的觀點乃受到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的影響，強調人類能不斷演進是自然結果，這種演進也包括日後人類大量接受機械和電腦的輔助。超人類主義支持者波斯特羅姆堅持人類本性隨歷史進展的論點，他認為人類歷史中，未來繼續朝後人類 (post-human) 發展是必然的結果：
在部落狩獵者的眼中，我們可能已是「後人類」。然而，這些人類能力的基本擴展 (一些是生理的，其他是外在的)，並沒有剝奪我們的道德地位，也沒有貶低我們的價值以致於失去人性。同樣的，若有一天，我們或我們的後代成功實現猶如現在所提到後人類的標準，也不致於失去人的尊嚴。[8]
早期人類生活於荒野，有必須緊張警惕度日，以防野獸攻擊的壓力，如今生在不必再擔心會人入虎口的現代社會，這種不討人喜愛的緊張、憂心、惶恐情緒，得利於基因編輯技術，都可以將之除去，僅保留愉悅喜洋洋，這樣的日子豈不美好？支持超人類主義者認為，後人類將是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滿眼盡是增強的「人」，如仿生人 (bionic man)、賽博格 (cyborg)、甚至人獸混生 (human-animal hybrid)，更美、更帥、更壯、更聰明、更多元，將不再有疾病、痛苦、衰老、死亡；得利於生物科技，人將不再受傷害，況且父母也可以擁有他們心目中的完美寶寶。彼得˙辛格再說道：
若我們跟隨約翰˙史都華˙彌爾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的原則，國家唯有在保護它的公民不受到危害時，出面干擾才能被合理化，依此可看出這種決定 (生物科技) 是私人的，沒有人受傷害，因此可留待私人領域討論。誰會受基因市場的傷害？擁有更健康、更俊美、更聰明的孩子，對父母並沒有傷害。[9]
生物學者喬治˙史託克 (Gregory Stock) 指出雖然科學有強大的威力和濳力，但超人類主義的危害並非來自科技，而是來自人的專制、濫用，因此人們要控管的是人的權力，而不是科技的發達。他說道：「科技不是魔術，主要是依照人有多少意志。」[10]他強調科技發展完全依賴人的善意。要讓孩子有健康身體，避免痛苦和災難，選擇是在父母手中，而不是在神的手中。
然而，增強的孩子真的一點災難都沒有？人性真的不會改變？人的尊嚴不會喪失？當訂製完美寶寶的心態成為時尚瀰漫人心時，競爭相較的心態也將蒙蔽人心，難保不會出現基因階級的現象。為了迎得心目中完美的下一代，人性恐將失去真正利他的本意。我們聽聽反對者的聲音。
叁、基因工程下的世界
一旦決定利用基因工程製造完美的孩子，首先必須提出這些問題：「完美」定義為何？為何想要更完美的人類？基因工程下的世界真的一切美好？以下分二部分說明：「更完美但缺少人性的世界」、「舊優生學、自由主義優生學」。
一、更完美但缺少人性的世界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舉例說明他為何反對完美改造基因。他首先指出優生意識型態完全扭曲人們的價值觀及心態。桑德爾舉例說明，一對耳聾的夫妻渴望一個和他們一樣聽不到聲音的孩子，因為他們以為孩子也和他們一樣，屬於這個聽不到聲音的族群。而另一對夫妻則要求選擇捐卵者的卵子，因為他們想要有一個漂亮、體形好、有運動細胞、又聰明的孩子。第一對父母會比第二對父母遭受人們更多責難，因為普遍認為一個耳聾的孩子比較不值得來到這個世界；而聰明又漂亮的孩子相當受歡迎。很明顯的，人們喜歡美勝過醜，喜歡強勝過弱。但我們必須問這個問題：完美的標準是什麼？在哪裡？人們對基因改造或多或少感到不安。為老百姓而言，基因增強或許可以帶來「完美」，但也可能等同於不可知的未來，帶來危害。
接著，桑德爾再舉仿生運動員為例。運動員值得我們尊敬，是因為他們除了有這方面的天賦外，還是努力練習，花很多時間接受培訓，所以得以實踐夢想，贏得獎牌和榮譽。相反地，若是運動員在賽前服用類固醇增強體力，一旦被發現就會被取消資格，甚至被舉辦單位罰處禁賽。為什麼？因為他污衊運動精神，不尊重公平競爭的原則。同時，對一名加裝生化儀器而增強的運動員，很難知道他是否真正有天份。其他沒有增強的運動員所付出的心力和汗水都比他多很多，但得奬的卻是改造後的運動員，並不公平，很難令人信服。
在父母和孩子的例子上，桑德爾指出每個孩子有自己的主體性。當父母考慮「設計」他們的孩子，生物科技就是用以改造孩子的好方法，但是父母也因此剝奪了孩子自由決定以及努力憑實力的權利；日後孩子遇到挫折，恐怕不是反省自己不努力，反而是怪罪父母當初為何沒為他們選擇更優質的基因。父母不重視孩子與生俱來擁有的自然本性和天份，不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的樣子而無條件愛他們，卻想要掌控他們的生活。這樣的心態將使孩子最終成為父母的物件，一個由父母設計及製造出來的產品。之後，孩子也將失去他本有的主體性的身分。桑德爾要告訴大家，基因工程有可能給我們一個新的世界，但也有可能是一個雖完美，但缺少人性且更危險的世界。[11]
基因工程使人有能力操弄人類的自然本性，例如肌肉組織、記憶、身高、甚至孩子的性別、智商、膚色、才能等。然而，當人們追求更美麗、更強壯、更高大、更有力的世界的同時，我們忘了那些不好看、更脆弱、更微小、更窮困者，甚至輕視他們。尤其在一個互相競爭的社會中，名望和財富愈是追求的目標，基因工程就愈成為達成目標的手段。所以我們必須問：完美的標準是什麼？優生心態在這裡常佔著非常重要的原因，人總想優於其他人。
二、舊優生學、自由主義優生學
1883年，英國科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 (Francis Galton) 首次用了「優生」(eugenics) 這個字。接下來，他所做的統計數據被廣泛用來宣傳優生學的意識形態。20世紀初葉，美國的瑪格麗特˙桑格 (Margaret Sanger) 成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在當時有權勢者的支助下，鼓吹優生觀以推動「控制生育計劃」(birth control)，強迫黑人及殘障人士絕育。二戰時期，希特勒納粹以德意志民族優於其他種族的優生觀實施種族淨化，清除身心障礙者，滅絕六百萬猶太人，這些殘酷事件引來舉世猛烈抨擊，桑格等人所代表的舊優生觀暫時消聲匿跡。
不幸的是，新的優生觀不久之後死灰復燃，然而不再是由國家政府所操弄策劃，而是如同桑德爾所形容的：「優生學的鬼魅暗影陰森地鑽進基因改造和基因工程裡。」[12]因為現在每個人只要願意都可支持「自由主義優生學」，且這種意識形態使得每個人都有可能選擇喜好的種類，且製造隨自己喜好的孩子。看著這個趨勢，桑德爾提出疑問：「納粹已讓優生學烙下消極負面的印記，但這種思潮的問題到底在哪裡？是只有強制執行才不對？還是即使沒有強制執行，這種控制下一代基因組的方式才不對？」[13] 桑德爾繼續指出：
雖然自由主義的優生學比起舊的優生學是較不危險的學說，但也是較不理想的主義。二十世紀的優生學運動自有其諸多愚昧和黑暗面，卻是在渴望改進人類或促進整個社會的集體福祉下應運而生。自由主義的優生學來自縮小的集體抱負，不是社會改革運動，而是享有特權的父母得到想要的孩子，並幫孩子在競爭激烈的社會準備好要有所成就的方法。[14]
這裡的意思是，目前不再是政府強迫公民服從公共政策 (如瑪格麗特˙桑格的控制生育)，基因工程已衍然成為一種私人權利，日後基因甚至有可能被擺放在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所謂的大賣場中任人挑選，帶到實驗室中再經過組合製成孩子，訂製完美寶寶之名因此而來。同時，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 (PGD)，人們還可以再把小胚胎身上令人不喜歡或不想要的特質「去除掉」。由於支持超人類主義者常常先是提倡疾病治療，再進一步推展至基因增強，這裡可看出所謂「治療」與「增強」之間的界線其實模糊不清，甚至可說是步步為營，得寸進尺，欲以私心掌控基因。
桑德爾表示，因為父母的選擇是建立在「喜歡的才優生」，導致許多結合子或胚胎有可能是因為「不喜歡的就不優生」的理由而被消滅。面對超人類主義運動，桑德爾強調人類自然本性的重要性，因為這是本質問題，人們彼此間必須互相尊重，包括對我們的下一代，那一個個小胚胎。[15]
基因增強不符合倫理，不但是因為許多胚胎在增強改造的生物科技過程中被銷毀，這項強大的新技術也使人不得不擔心人類的本性將一步步被改變。出於私心，人們將進入一個不可知卻又危險的新世代—要優於他人，成為眾人之尊。後人類因是出於父母、科學家或他人設計而造，出世後有可能是更不自由，更不自主。基因改造者和基因未改造者之間差異加劇。前者將可能更優勢，後者更劣勢。羅納德˙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已指出這點。[16]他舉出三點理由反對複製人和基因工程：
- 不安全：在實驗室進行過程中，許多的基因可能受侵入干擾，日後出現不可知的缺陷及健康問題。
- 不正義：有錢人可選擇複製人或基因工程，窮人卻沒這個機會，彼此之間並不正義。德沃金指出：「不正義可用重新分配的方式加以補救，但不能剝奪某些人的利益，並拿這些與他人不相關的利益來進行分配。」[17]
- 一窩蜂的美學：德沃金表示：「人們擔心，若我們用科技繁殖取代基因『樂透』，歡迎各種人的心態將慢慢被一窩蜂追求時尚的統一性所取代。」[18]
這些都是會發生在我們生活週遭的事，很真實，有時甚至殘酷，一點也不虛幻飄渺。桑德爾舉的例子值得我們深思是否接受基因增強科技。
肆、天主教會的立場
超人類主義所牽涉的層面非常廣，其中人類基因改造的倫理面向需要大家審慎思考。由於首先總是必須經過助孕科技的程序，故以胚胎為主要對象的基因編輯技術從一開始就不為教會所接受 (此技術對生殖細胞的影響也十分巨大，代代相傳且不可逆，有其嚴重的倫理問題)。以下依據「天主的設計使人成為天主的肖像」、「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不可分割夫妻間性愛結合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尊重生命勿殘害胚胎」四個角度詳細說明。至於之後所產生的後果，如前所述的有更完美但缺少人性的世界、因優生競爭而導致基因階級、人類失去謙卑、團結與責任的美德等，教會同樣呼籲大家重視其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嚴峻影響。
一、天主的設計使人成為天主的肖像
2004年國際神學委員會撰寫，由當時的拉辛格樞機主教所批准的《共融與治理：按天主肖像被創造的人類位格》文件，明確指出超人類主義的基因改造並不道德，文件內容指出：
基因增強的工程目標是為了改善某些特定特徵。人是天主的「共同創造者」的這種想法，通過基因工程被用來合理化人類進化的管理。但是，這意味著人對自己的生物特性擁有完全的處置權（disposal）。通過生產類似人的生物（infrahuman being）來改變人類作為位格人的基因遺傳身份，是完全不道德的。基因改造被用來產生超人類（superhuman）或本質上具有新的精神能力(spiritual faculties）是無法想像的，因為人的精神生活原則—將物質轉化為位格人的身體—不是人手的產物，也不是取決於基因工程。每個位格人的獨特性，部分地由其生物遺傳特徵構成，並通過養份（nurture）和生長而發展，固有地屬於他本人，因此不能為了改善其中的某些特徵，而加以工具化利用 (instrumentalized)。人能真正的進步(improve)，唯有藉著他自己本身與基督相結合並以祂為榜樣，才能更加充份了解自己是天主的肖像。無論如何，這種改造會侵犯未來位格人的自由，這些人無法參與決定，而那些決定正是以明顯且或許不可逆的方式，攸關著他的身體結構和特徵。[19]
《共融與治理》文件除了指出人類基因改造不道德，更深層指明：每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不但如此，人本身對被造的世界更富有善加管理的責任。因此，人不能成為人自己所設計的工具，此舉不但妄用天主造人的本意，也無法體現天主的照顧與預定的計劃，所透露的是人欲扮演天主的心態，而這點也是超人類主義者顯而易見的野心。
基督宗教傳統中，人除了是偶然性 (contingence) 來到世界上，其實一切已是天主的照顧 (providentia)，在祂預定的「理」或「設計」中，萬物向著以祂為終極目標前進。聖多瑪斯在《神學大全》第一冊第一集第23題〈論預定和擯棄〉第一節正解裡清楚指出，人宜把預定人類的得救歸於天主。一切事物都在天主的照顧之下，此照顧應包括安排事物趨向目的。[20]
在引導人趨向終極目的的預定過程中，天主的「理」或「設計」是一種秩序。這種「預定」並非宿命論，因為天主同時也給人自由意志，自我決定 (self-determination) 要跟隨天主與否；但人的自我決定同時也反應出天主所預定的計劃是否得以完成。從聖多瑪斯的預定論，我們看出天主與夫婦共同創生後代的心意，而非單單按照人自己的「設計」，在實驗室中製造小胚胎。天主願意在夫妻圓滿的婚姻生活中，因著自然受孕而來的小寶寶成長在圓滿的家庭生活中，學習人與人之間的互睦合作、團結相愛，從小家庭逐步邁向大社會，這也是為什麼天主教會如此強調婚姻與家庭結構不能鬆垮的原因。
二、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
二十世紀初期，法國存在主義者尚˙保羅˙沙特 (1905-1980) 提出生命即虛無、存在先於本質的論點。他的伴侶西蒙˙波娃 (1908-1986) 也提出虛無主義的意識形態：「女人不是生成，而是形成。」[21]為他們兩位而言，人的自然本性並非天生而成，而是可隨自由意志改變。這種理論深深影響了後來的性別理論。而如今，這個意識形態更進一步引發未來主義者宣揚超人類主義，帶動基因改造風潮，要將人類的自然本性附屬於個人意志，以便操弄。這兩種意識形態均同時忽視位格人形上學的面向，同時也忽視自然道德律的客觀立場，男女之間性別差異的自然道德律，尤其特別的就是創生下一代—生育。
生育之事關涉男女，因此不能不談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兩性差異的意義指男性與女性之間雖有不同卻又互補。反省生命經驗時，位格的尊嚴不只單由生理結構所決定，也在於整個身體所代表的意義與身分。卡洛˙沃提瓦 (Karol Wojtyła，日後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描述天主以「美」(beauty) 充滿整個人。人就如同一份極美的藝術品。天主信任人，所以祂信任地把女人交給男人，就像給男人一份精美的禮物。男人與女人互相吸引，不只是他們生理上的身體，也包含他們散發出來的美。[22]因此，他們生理上的身體和他們的美一樣重要。《身體的神學》提到身體是創造見證，是最基本的禮物，是愛的來源。從丈夫與妻子之間生理身體的結合，他們的靈魂也交織融合其中；他們付出自己的生命，也給孩子生命，使生命的美得以延續。沃提瓦曾寫道：「夫妻親密生活的小團體中，一男一女的夫妻關係及召叫，藉著兩性差異，身體互相結合，把自己像禮物一般交付給對方。結合時的真正共融是由這種深奧的律法所安排，不能隨意違反。」[23] 這裡指的就是自然道德律的秩序與目的。
論到男人與女人，沃提瓦指出：「具有男性屬性的身體，需要具有女性屬性的身體，才能完成性衝動要實現的客觀目標。」[24]沃提瓦關心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他指出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同，主要是強調兩性之間的互補。天主教會性倫理的內容包括性生活的倫理，或是性議題的倫理，是人行動中有關性慾的問題。因為性慾是人自然本性的一種屬性，不可能不在這個議題中，天主教會有責任釐清它。
沃提瓦是從男女兩性的角度來談性倫理和性慾。單單只有性行為的享樂，並不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標準。性行為必須和性倫理有所聯結，其自然結果最明顯的就是生育。尤其是在婚姻關係，夫妻之愛中，性慾這一面向的濳能，能將極親密的二人小世界，轉換為一個人際關係團體的小社會，也就是家庭。他指出：
家庭與婚姻的結果息息相關，或者更詳細說，與夫妻之間性關係的結果息息相關。然而，家庭不只是性倫理的對象，且也是社會倫理的對象，因為家庭是一個獨特的社會。與其說婚姻是個社會，最好說家庭是個極親密的人際關係的團體 (兩人合為一體)。性道德的規範是以獨特方法用於這個團體，這乃由於婚姻是出於兩性差異，也是因為只有在婚姻中，性關係是合法及可被實行的。[25]
若望保祿二世的好友格利杰 (Stanisław Grygiel[26])曾提及，在沃提瓦的神職生涯中，豐富的牧靈經驗幫助他學習人與人之間的愛。這份愛也準備年輕男女進入婚姻，成立家庭。年輕夫妻告訴沃提瓦，他們雙方渴望以專注於永恆的身體、思想、行動，散發真理的美。在道德倫理經驗中，透過默觀身體的美，夫妻彼此之間互相認識。格利杰指出若望保祿二世要提倡的是融合人學與基督論 (基督降生成人) 的「適當的人學觀」 (adequate anthropology)。[27] 因著這樣的經驗，不難了解沃提瓦要透過「夫妻的主體性」，了解自然道德律中，夫妻身體的意義。若望保祿二世對於婚姻與家庭的觀點，特別反映在他頒布的兩份文件上：《家庭團體》勸諭[28]、《致家庭》書函[29]。
三、不可分割夫妻間性愛結合與生育之間的關係
天主教會論兩性關係、婚姻關係、家庭關係時，必定會回溯至《聖經》舊約的〈創世紀〉，天主創造天地萬物，第六天造人之後，第七天訂為安息日。天主造了亞當和厄娃，男女兩人平等卻又不同，彼此互補。他們兩人在天主面前結為夫妻，繁衍後代，一生一世永不分離，直到其中一方離世，這段婚約才算終結。故在《天主教法典》婚姻法中，特別指出兩點婚姻的本質：夫妻的福祉、孩子的福祉，「婚姻盟約是男女雙方藉以建立終身伴侶，其本質原是為了夫妻的利益，及生育和教養子女，而兩位領過洗者之間的婚姻，被主基督提升到聖事的尊位。」[30]。同時，《法典》也指出「婚姻的特點是單一性和永久性，在信徒的婚姻上，因是聖事，此二點愈形鞏固。」[31]
教宗保祿六世於1968年頒布的《人類生命：論節制生育》通諭，清楚闡釋天主教會重視夫妻之間性愛結合的道理。從天主教會對婚姻的本質及特點觀之，得知一段一心一意、一生一世的婚姻，為夫妻兩人及生育的下一代提供一個健全的照護系統；而夫妻之間性愛生活的連貫性 (continuity)，尤其雙方性行為之期間，更是不容中斷，否則即是破壞夫妻之間的「向生育開放」。亦即性行為是認真且神聖的事，本身是與天主共創生命的時刻，讓精卵在性行為中自然結合，不得由第三方以外力干預。因著這個原因，天主教會指出精卵不能拿出體外，包括手淫亦被禁止，因為按客觀秩序，精卵本應自然透過性行結合，而性行為乃是為了生育下一代，是神聖之事，不可輕忽。
或許有人會提出，難道夫妻之間必須毫無理由不斷生育？天主教會指出，除非有嚴正的理由 (如當時經濟確實不允許)，夫妻之間經過溝通，憑著良心決定調節孩子的數目或孩子之間年齡的差距，可使用「自然家庭計劃」(Natural Family Planning) 調節生育。這一方法亦是以自然方式調節生育，同樣沒有破壞人類身體客體自然的結構與發展。
而基因編輯必須利用助孕科技，這一點已明顯與天主教會宣揚的婚姻本質不符。人工生殖不管是同體或異體人工受精，無論是將先生精子取出體外，在實驗室中以針筒注入太太子宮 (AIH)，或取出太太卵子，取出先生精子，在實驗室中將精子注入卵子中 (ICSI)，都是中斷夫妻之間愛的性結合之後再有生育的行為，切割「夫妻之間愛的性結合」與「生育下一代」之間的關係，破壞人類身體客體自然的結構與發展，這是在討論超人類主義的基因工程時，首先必須強調的一點。
或許有人會再提出，天主教會似乎百般阻撓夫妻想要擁有小孩的渴望。其實這是不了解教會的道理。面對不孕的夫妻，教會雖然反對人工生殖，卻大力鼓勵符合倫理道德的「自然生殖科技」(Natural Procreative Technology)。此項技術的目標在於治療丈夫或妻子身體上阻撓生育的病症，例如不孕症者的賀爾蒙療法、子宮內膜異位、疏通輸卵管，或以手術修復，均是道德上允許的。當障礙移除後，再透過夫妻之間的自然結合，自然受孕，這些技術均可視為正式治療，因為一旦引起不孕的問題得到解決，已婚夫婦能夠藉由彼此自然結合而生育，並不需要醫生的直接介入。這些治療並非要取代夫妻間的結合，唯有夫妻的自然結合才能真正負起生育責任。台北耕莘醫院2006年引進的「自然生殖科技」，正是這種自然又符合倫理的方法，值得大力推廣。
《人類生命通諭：論節制生育》中，教宗保祿六世指出：
結合與生育是不可分的，因為夫婦性行為的親密結構，在夫婦密切結合時，根據銘刻在男女本性中的法則，使該行為能產生新的生命。在保持這兩種結合和生育的主要觀點後，夫婦性行為完全保存了互惠而真正的愛情之意義，以及人被召作父母的最高職務。我們以為現時代的人，特別能夠了解這一基本原則是合乎人性的。[32]
此處的「結合與生育不可分」可清楚說明教會為何反對阻止成孕 (contraception，即人工避孕[33]) 與人工生殖：若只要結合不要生育，就會用盡各種方式阻止精卵結合，甚至用墮胎當避孕，解決不預期懷孕的問題；若只要生育不要結合，就會用盡各種人工生殖的方式以求得孩子，於是捐精、捐卵、冷凍胚胎、代理孕母的需求日漸增多，甚至成為商業化的金錢交易，人成為生殖工具及物件，喪失尊嚴。而且人工生殖技術在各種不斷需求下，用複製人或基因工程製造符合超人類主義 (transhumanism) 需求的技術也將不斷被開發，引發更多道德問題。
四、尊重生命勿殘害胚胎
助孕科技產生的另一項嚴重後果，就是相當於墮胎的減胎 (reduction of embryos)。由於願意提高人工受孕的成功率，通常院方會植入數個胚胎在婦女子宮內，之後再經檢測留下身強體壯的一至二個胚胎，之後再以人工流產手術取出多餘胚胎，但這種方式卻造成許多胚胎因此遭受殘害，《位格的尊嚴》說得很清楚：
許多人工生殖技術，尤其是植入多枚胚胎在母親子宮的技術，已經導致「多胎妊娠」的機率增加。這種情況反過來導致愈來愈多的「減胎」：一種將子宮內胚胎或胎兒直接拿掉的手術過程。把原本極為渴望的生命再拿掉，這樣的決定其實很矛盾，也時常使人感到痛苦，常年深感罪惡。就倫理的觀點而言，減胎是刻意地選擇性墮胎。事實上，就是蓄意並直接除掉一個或是多個無辜、處於生命肇始階段的人類，總是嚴重的道德失序。「倫理合理化」將減胎比喻為自然災難或緊急情況，縱使竭盡全力，也不可能救得到每一個人。然而，無論如何，不能以此作為直接墮胎行動的憑據。有時，如「兩害相權取其輕」或「雙果律」等道德原則會被人提出，但同樣不適用於這種情形。即使看來有善果，本質上違反道德的事絕對不被允許，此即為不能用行惡以求善果。[34]
無論是異體或同體人工受精，及其他各種人工生殖技術，如《位格的尊嚴》訓令所提到的助孕科技，天主教會皆不允許，因為是把生殖過程從夫婦性愛中排除，切割了結合與生育，並造成大量胚胎受殘害。訓令所舉出的助孕科技如下：體外受精以及刻意摧毀胚胎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the deliberate destruction of embryos)、單一精子卵質內顯微注射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冷凍胚胎、冷凍卵子、減胎、胚胎植入前診斷 (Preimplantation diagnosis)、新形式的「阻止成孕胚胎著床」與「終止著床胚胎生長」 (New forms of interception and contragestation)，還有操弄胚胎或人類基因遺傳的新方法，例如生殖細胞治療[35] (germ line cell therapy)、醫療及研究用胚胎基因工程、複製人、胚胎幹細胞的醫療使用 (therapeutic use of embryonic stem cells)、人獸混合胚胎的研究企圖 (Attempts at hybridization)、使用來源違反道德的人類「生物材料」(human “biological material” ) 等。
教宗保祿六世於1965年頒布的梵二文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 中論及當時必須面對的「若干比較迫切的問題」，第一點就指出「維護婚姻與家庭尊嚴。」[36]接著，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於1982年頒布《家庭團體》勸諭、1994年頒布《致家庭》書函、1995年頒布《生命的福音》通諭、2016年教宗方濟各頒布《愛的喜樂》勸諭，再再都看出教會十分看重人是由婚姻關係的夫妻間自然受孕而出，並在健康家庭中成長的事實。面對科技的快速發展，教會訓導不斷呼籲科技必須無條件地尊重道德律的基本原則，為人類的真、善、美、聖負責任，這才是科技真正的本質與功能。[37]
在上述教會立場的前提之下，可見無論是討論基因編輯、基因改造、或基因增強，只要分割夫妻間愛的結合與生育，且必須透過人工生殖技術利用胚胎施行，均是第一步就不可為之事；之後基因改造將引發的各種違反倫理之情形，自然也是教會極為關心且強力呼籲社會大眾關注之事。因此，人們必須堅持人類由一夫一妻自然成孕而出生，維護人類的自然本性，慎思基因增強帶來的後果。
伍、結論
超人類主義假定人類世界可以透過基因工程變得更聰明、更強壯，然而在驕傲心態下所改造的社會，有可能變得更殘酷、控制慾更強烈。到那一天，主人與奴僕的辯證又將重新開始。為此，我們必須強力捍衛自然本性的禮物，因為這是一份身而為人的禮物。一旦人們的自然本性被扭曲，人的本質也將變得更模糊，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互助與正當的責任感也將愈來愈淡薄。
自然本性的禮物十分珍貴，來自天主。由於彼此互相扶助，此份禮物幫助我們謙遜地與他人建立友誼的關係。尤其是夫妻之間，更需要來自天父的愛以維繫倆人的婚姻、共創生命、建立溫馨的家庭。因此，如何才能阻止人類基因淪為超級大賣場裡的商品？或實驗室裡的產品？超人類主義那誘使人扮演天主的誘因必須被認清，因為不知將人類帶往何方。
面對來勢洶洶的科技進展，保祿六世大聲疾呼大家不要推卸自己的責任，只想著將人類自己交付給技術，「人對自己的身體和身體機能的主權是有限度的，任何人，無論是私人或政府，都不得侵犯這一限度。」[38]人對自己身體的主權只有在天主制定的自然客觀秩序的規律下，受祂祝福時才得以滿全。自然道德律和福音的法律是天主的啟示，也是新約中，耶穌在世上制訂的新法律，保存這兩種法律是教會的責任，因為教會「並不是這兩種法律的制定者或仲裁人，只不過是保管者和解釋者而已，總不能將一件本身就和人的利益相背的事，宣布為合法的。」[39]教宗直言並非所有人都容易接受以上的道理，因為當前世俗社會有太多與教會相反的論調。為了堅持並謙遜地宣揚自然的或福音的倫理觀，教會和神聖的創造者一樣，都成了反對的記號。但教會是人性真正價值的保證人，願意忠於救主的訓導和表率，幫助眾多人士，「使他們以子女的身分，分享眾人之父生活天主的生命。」[40]
超人類主義者宣稱的未來世界，其人工技術將更前衛更先進，然倘若失去倫理界限，未來的後人類又將變成什麼樣子？為此，我們要問：基因增強科技真的能為人類帶來福祉？這是大家必須深思的倫理議題。
本文已刊登在《天主教思想與文化》第 10 輯（2021）。151-174 頁。
陸、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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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isław Grygiel是沃提瓦樞機在波蘭的大學任教時的同事與好友。1981年，若望保祿二世於羅馬設立宗座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學院時，特邀前來擔任哲學人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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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六世，《人類生命通諭：論節制生育》(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68)，12。
- Contraception俗稱「人工避孕」，其內涵實為利用各種人工技術阻止精卵結合，不管是用保險套或用化學藥劑，故稱為「阻止成孕」更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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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位格的尊嚴》訓令，基因治療分為「體細胞基因治療」，以及「生殖細胞治療」。以嚴謹治療為目標的體細胞基因治療過程，原則上是符合道德標準的；至於「生殖細胞治療」，依照目前的國家研究，這是道德上不允許的行為，因為有可能傷及由此產生的後代。(參閱第25、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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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艾立勤著述，許郡珊、陳美玲撰寫，《維護人性尊嚴：天主教生命倫理觀》(台北：光啟，2005)，385-386。
- 保祿六世，《人類生命通諭：論節制生育》，1968：17號。
- 參閱：保祿六世，《人類生命通諭：論節制生育》，1968：18。
- 參閱：保祿六世，《人類生命通諭：論節制生育》，1968：18。
關鍵字：超人類主義、基因編輯、增強、助孕科技、婚姻與家庭、男女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