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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專題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最迫切要做的,就是良心的總動員,以及同心協力,振興倫理,推動支持生命的運動。我們必須一起合作,建立一個新的生命的文化。」《生命的福音》通諭,95號

避孕藥是毒藥

避孕藥被當作自由來出售,卻反而奴役了我們

作者: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編輯團隊
日期:2025年7月7日

1960年代發明的荷爾蒙避孕藥被譽為一項科學上的重大突破。這項藥物革新似乎一下子解放了女性,使她們能夠自主選擇人生道路。她們可以不再因非預期懷孕的「負擔」而受束縛,從而追求職涯發展,甚至晚婚,或乾脆不婚。然而,這份被許諾的自主卻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它所導致的身體、心理與社會問題極為嚴重。

對許多女性而言,避孕藥帶來了嚴重的身心健康挑戰。荷爾蒙失調、營養素流失、罹癌風險升高與常見的情緒障礙。對整體社會而言,避孕藥削弱了婚姻關係、提升離婚率、延遲家庭的建立,並在文化中貶低母職。

更深層地說,它悄悄地重新定義了性、關係以及婚姻之愛的神聖性,留下了遠比任何人所能預料到的更有害的靈性後果。

身體的代價:受苦的身心

避孕藥絕非無害,它通常是合成雌激素與黃體素的強效混合物,目的是抑制排卵,但代價極高。該藥物被列為「一級致癌物」[1],與鈾和石棉等致命致癌物歸為同一等級。

此外,它會耗損人體所需的重要營養素,如葉酸、鋅、維生素B與C[2]。研究顯示,使用避孕藥會使女性罹患乳癌的機率增加近一倍[3],罹患子宮頸癌的風險更是提高三倍。[4]

避孕藥與血栓大幅增加有關,導致每年有三至四百名女性因中風與心臟病發作而死亡[5]。這意味著女性死於使用避孕藥的可能性比噎到食物還高。

但這些生理上的損害只是故事的一半。荷爾蒙會調節情緒,操控荷爾蒙不僅擾亂生育功能,也擾亂情緒。服用荷爾蒙避孕藥的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機率高出130%[6],而企圖自殺的可能性更高達97%[7],尤其是在剛開始服藥時。

避孕藥甚至會使大腦中處理情緒的區域縮小[8],從而降低女性的情感連結和幸福感[9]。更令人不安的是,研究顯示避孕藥會改變性吸引力[10],使女性傾向於基因相似的伴侶[11],從而損害關係滿意度[12]。這類轉變導致許多女性停用避孕藥後,與原先深感吸引的配偶產生疏離,進而導致離婚。

社會的代價:解體的社會

社會層面的後果同樣深遠。自避孕藥問世以來,結婚率下降,離婚率飆升[13],家庭這個社會的基石也逐漸瓦解。避孕藥將性行為從生育中分離,使性變得隨意、容易,且常常不必承擔責任。人際關係越是交換的利益關係,則越遠離相互尊重和終身承諾。

母職,曾是被讚頌的身份,如今卻被延遲甚至被放棄。[14]每四名女性中就有一位可能終生沒有孩子。許多人將第一胎延至生育的最後生理期限,選擇提早生育的女性則常被視為「沒志向」。

男性也在避孕藥的影響下受苦。科學家在水資源中發現來自避孕藥殘留的雌激素,這已對男性生育力產生影響,並促成整體社會中男性特質的衰退。[15] (譯者註: 環境中雌激素總濃度的來源不只來自口服避孕藥,還有更多來自「畜牧業」與「人類自然排泄」。)

道德的後果:叛逆的靈魂

或許最悲劇性的後果無法被肉眼察覺,因它深藏於人的靈魂之中。阻孕手段切斷了性與生命之間的神聖連結,將婚姻中的親密行為(原是聖三的反映)淪為一種無生育意義的利益行為。聖教宗保祿六世在《人類的生命》(Humanae Vitae)通諭中警告說,阻孕將導致不忠、道德敗壞與物化女性。這一切,如今都在社會中以痛苦的真實展現出來。

聖若望保祿二世寫道,使用阻孕的夫妻「成了天主計劃的『仲裁者』」。他們試圖將創造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忘記生命並非可被操控的商品,而是一項神聖的恩賜,應當被謙卑地接納。這樣的行為扭曲了婚姻的意義,貶低人的尊嚴,並使靈魂遠離天主完美的設計與眷顧。

結語:身體、社會與靈魂的三重傷害

避孕藥被當作自由來出售,卻反而奴役了我們。

對身體而言,它帶來荷爾蒙失衡、罹癌風險、營養素流失、憂鬱與情感疏離。對社會而言,它削弱婚姻、貶低母職、助長自我中心而非犧牲的愛,破壞了核心家庭的基礎。

對靈魂而言,它切斷性與生育的合一,使愛轉變為自我滿足,並腐蝕婚姻親密的神聖性。

真正的自由不在於抗拒我們的受造本性,而在於完全地活出它。天主對於愛、性與家庭的計劃並不是我們要逃避的重擔,而是邁向圓滿與成聖的道路。
避孕藥曾應許解放,卻帶來了分裂,使我們與自己的身體、社會、甚至與造物主分離。隨著我們的文化日漸背離人的真實本性,是時候重新回歸扎根於與天主、近人及自己合一的人性尊嚴願景。

文章來源: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Poison Pill”

參考資料:

  1. Grevers, X. 等人(2016)。阿爾伯塔省2012年因使用口服避孕藥與荷爾蒙療法所致之癌症發病率。《CMAJ Open》,4(4), E754–E759。
  2. Palmery, M., Saraceno, A., Vaiarelli, A., 與 Carlomagno, G.(2013)。口服避孕藥與營養素的需求變化。《歐洲醫學與藥理科學評論》,17(13), 1804–1813。
  3. Kahlenborn, C., Modugno, F., Potter, D. M., 與 Walter B. Severs(2006年10月)。使用口服避孕藥為罹患停經前乳癌之危險因子:綜合分析,《梅約診所學報》。
  4. Moreno, V. 等人;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複合中心子宮頸癌研究小組(2002)。口服避孕藥對感染人類乳突病毒的女性罹患子宮頸癌風險的影響:IARC複合中心病例對照研究。《柳葉刀》,359(9312), 1085–1092。
  5. Keenan, L., Kerr, T., Duane, M., 與 Van Gundy, K.(2018)。荷爾蒙避孕與靜脈血栓風險之系統性文獻回顧。《The Linacre季刊》,85(4), 470-477。doi:10.1177/0024363918816683
  6. Zethraeus, N. 等人(2017)。首選綜合口服避孕藥對健康女性整體幸福感之影響:一項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試驗。《生育與不孕》,107(5), 1238–1245。
  7. Skovlund, C. W. 等人(2018)。荷爾蒙避孕與自殺企圖及自殺之關聯。《美國精神醫學期刊》,175(4), 336–342。
  8. Chen, K. X. 等人(2021)。健康女性使用口服避孕藥與下視丘及腦下垂體體積變小之關聯:一項結構性MRI研究。《公共科學圖書館期刊:一》,16(4), e0249482。
  9. Johansson, T. 等人(2023)。一項關於口服避孕藥與憂鬱症風險之人口基礎世代研究。《流行病學與精神科科學》,32, e39。doi:10.1017/S2045796023000525
  10. Little, A. C. 等人(2013)。女性使用口服避孕藥會改變對男性臉部陽剛特質的偏好,並與伴侶的臉部陽剛特徵有關。《心理神經內分泌學》,38(9), 1777–1785。
  11. Alvergne, A., & Lummaa, V.(2010)。避孕藥是否改變人類的擇偶選擇?《生態與演化趨勢》,25(3), 171–179。
  12. Roberts, S. C. 等人(2012)。女性在服用口服避孕藥時認識伴侶的關係滿意度與結果。《皇家學會生物科學期刊》,279(1732), 1430–1436。
  13. 結婚率下降:自1960年避孕藥獲準以來,結婚率持續下降。嬰兒潮世代中有67%的人結婚,而「沉默的一代」中有83%的人在25至37歲之間結婚,而千禧世代只有46%。女性結婚的平均年齡從1960年的20.8歲,上升到2017年的27.8歲。離婚率激增:自1960年以來,離婚率增加了一倍以上。在美國,現在每46秒就有一人離婚,凸顯了人們對婚姻制度的信任度下降。
  14. 避孕藥與強調自給自足、物質主義及將事業置於家庭生活之上的女權主義運動息息相關。避孕藥助長了一種觀念,認為唯有透過職業上的成功才能實現自我價值,從而貶抑了母職的價值。
  15. Andressa Gonsioroski, Vasiliki E. Mourikes, 與 Jodi A. Flaws(2020年3月12日)。《水中內分泌干擾物及其對生殖系統的影響》。《分子科學國際期刊》(Int J Mol Sci),21(6),1929。

如需更多資訊與參考資料,請參閱我們的〈阻孕影響系列〉事實資料表。
避孕藥對身體的影響
避孕藥的社會影響
避孕藥的道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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