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符文玲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 倫理神學助理教授）
*本文刊於《天主教周報》2022年716期7版
「人類生命不可侵犯的誡命，迴盪在西乃山盟約的「十句話」中心（參閱：出卅四 28）。這誡命最初是禁止謀殺：「不可殺人」（出廿13）；「不可殺無辜和正義的人」（出廿三 7）。」(《生命的福音》40)
《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稱《病主法》）沒有把「末期病患」和「虛弱狀態但非末期的病患」區分開來，但為天主教會，這是很重要且倫理上的區別。（「虛弱狀態但非末期的病患」指《病主法》第14條第1項的2、3、4、5款臨床對象，分別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經中央主管機公告之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絕對不可／絕對禁止殺害無辜者
在天主教倫理教導中，這個區別是很清楚的：「絕對不可／絕對禁止殺害無辜者」（it is absolutely impermissible/forbidden to kill an innocent human being），這項倫理規範「並無例外」（no exceptions）。這項規範十分關鍵性的區別「無辜者」（innocent）與另一群「非無辜者」（non-innocent）。
在中文裡要說明這種區別較不容易，至於在英文／拉丁文中，「無辜者」被譯為「無罪」（without guilt）。就如同每個字一樣，「無辜者」可以根據上下文而有不同的意思。法院中，「無辜者」指在這項罪狀上是無罪（not guilty of crime）；「無辜者」在拉丁文的原始意義指某人或某件事是無害的（not harmful）；「無辜者」這個字也可指某人很天真（naïve），例如：她太天真所以看不出危險的情況（she is too innocent to see the danger）。
在天主教會倫理教導的脈絡下，「無辜者」指凡是「無害的人」（not harmful）。這個無害的人不會攻擊人致死；或不會嚴重侵害人的性命（如強暴或綁架）；或是他沒有因謀殺或其他嚴重罪行而被法院判處死刑。
至於有人是「非無辜者」，是因為他們的攻擊是為了殺人，或使人的性命受到嚴重侵犯（如強暴或綁架）；或因為殺人致死或嚴重侵犯他人性命，而被法院判處死刑。凡是「非無辜者」都不受「絕對禁止殺無辜者」的絕對禁令所保護，因此，在有的情況，非無辜者可以被殺。
天主教會沒有一個規範絕對禁止殺非無辜者，所以，對於「非無辜者」並沒有絕對禁止不能殺他的絕對禁令，最清楚的例子就是防衛自己的性命，或是防衛其他人的性命。例如，一個持槍歹徒進入校園濫射學生。由於歹徒攻擊無辜的學生，屠殺他們，這名歹徒是一位「非無辜者」。這間學校裡有位老師有一把槍，他可能射擊這個非無辜者的歹徒，甚至導致歹徒死亡。面對這種情況，教會必須說，老師儘可能避免殺非無辜者，但為了保護學生和自己，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可以殺非無辜者。因此，根據許多不同的狀況，「非無辜者」有可能被殺：例如特別是在歹徒要殺無辜者的情況下、或是戰場上的軍人、或是因為過去曾經殺害無辜者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人。
自願簽署《病主法》AD的人都是無辜者，絕對不可殺
有人簽署《病主法》的預立醫療決定書（Advance Decision, AD），當他們的病情接近要執行所選擇的醫療照護方式，按照以上天主教倫理對無辜者所作的定義，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無辜者，因為：1. 他們沒有攻擊人致死，或嚴重傷害人的性命；2. 他們過去並沒有因為殺人致死或嚴重侵犯他人性命，而被法院判處死刑（再次強調當有人是因殺人致死而在法庭被判處死刑，即用司法方式要他負自己行為的責任；但目前情況是病重，醫療上不能用安樂死方式提取他的性命）。因此，根據以上原因，「絕對不可以殺他們」；即使這些病人自己要求被殺，按照天主教倫理規範，還是「絕對不可以殺他們」。
《病主法》中將天主教會對於殺無辜者跟殺非無辜者的這種區別，轉變為另一種「正當的」、「合理的」殺害跟「不正當的」、「不合理的」殺害的區別。《病主法》之所以要轉變這樣的區別，因為《病主法》是以相稱主義（proportionalism）評估。在相稱主義的倫理觀裡，沒有所謂絕對不可做的道德行為，而且按照這種相稱主義的倫理觀，如果可以找出一個好結果（如減少痛苦）超過惡結果（人的死亡），任何殺人的行為都可能被「合理化」，即使是殺害一個無辜者。由支持安樂死這一方所做的推論，會繼續推進直至舉出極端痛苦的案例，以便將殺害無辜者正當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真理的光輝》中嚴厲譴責相稱主義的倫理觀，譴責的主要原因是相稱主義者拒絕了絕對性的、無例外的道德禁令，例如絕對禁止的、絕對不可以的、沒有例外的殺無辜者，或是任何一種婚外性行為亦絕對禁止。
《病主法》沒有區分「末期病人」和「嚴重虛弱狀態（但非末期）的病人」
天主教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倫理上的區別，但《病主法》沒有做到這個區別：《病主法》並沒有把「末期病人」（terminal illnesses，如癌症末期）和「嚴重虛弱狀態（但非末期）的病人」(如永久性植物狀態或阿茲海默病患) 區分開來。我們可以從一個例子開始說明。一個五十歲的太太得了癌症，她的癌細胞已擴散至全身，醫生告訴這位太太，她將在幾個月內死亡，已經沒有希望醫好她。天主教會並沒有要求醫生用過度侵入的治療方式，為了延長一位已經是末期病人的生命，但是要求必須提供基本的水分和養分，因此這並不是被動安樂死（《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針對〈病人自主權利法〉之聲明》說明的很清楚。參閱天主教周報，2020年5月24日第5版）。
而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例子是屬於「嚴重虛弱狀態（但非末期）的病人」，假如一位五十歲的太太被判為永久性植物人，她不能自理，需要人工餵食。這位太太並不是處於末期，她還可以活好幾年。在這個例子上，若是她需要基本生存的醫療照護，但卻沒有給予她以致於她死亡，此即被動安樂死，因為是「該作為而不作為」（omission）所導致的安樂死。更明顯的是如果有人不再給予她人工餵食，病人是因缺水而渴死，而非因自己原本的病症而死。也許有人或這位太太的家人要「合理化」是因為她正在受苦，或是因為她造成家庭負擔，或是因為她的生命品質太差不想活著，但《天主教教理》2277號明確指出：「若為了解除痛苦而造成死亡，一個行動或不行動(不作為)，無論因其本身或其意圖，均構成一樁謀殺，嚴重地違反人的尊嚴和對生活的天主、他的造物主的失敬。」
《病主法》因為包括上述這一部分（該作為而不作為），所以現在健康的人可以自主選擇當處於「嚴重虛弱狀態（但非末期）的狀況」時，可以用被動安樂死而被殺。更嚴重的是《病主法》允許人們拒絕人工餵食，這種情況是「該作為而不作為」，導致病患在大約一周內因為缺水而渴死。缺水而渴死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由於有人想像自己有一天可能處於「嚴重虛弱狀態（但非末期）」，這會讓人感到害怕，所以《病主法》於2019年1月施行後，很快地在當年12月有委員已經在立法院提案《尊嚴善終法》（乃「主動安樂死」），這樣的發展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畢竟，若是人有自主權，因為個人的痛苦、差勁的生活品質，或是恐懼成為家人的負擔而選擇被動安樂死，那他為什麼必須受苦一直到需要救命醫療，然後再等到醫師來確診，允許他死亡，停止給他醫療或基本的水分和養分？為什麼不就自主選擇可立即死亡的主動安樂死，只要他是「嚴重虛弱狀態（但非末期）的病人」？假如《病主法》中的論點是要允許人能「合理的」、「正當的」的殺人，就因為人們可自由且自主地選擇藉著安樂死殺人以避免痛苦，這種邏輯不就正好適用於主動安樂死，然而安樂死的滑坡效應也就因此產生（參考《天主教周報》704期7版）。
自願選擇被動安樂死，是朝向非意願甚至不自願安樂死的第一步
如同墮胎，總有一些艱難案例激起人們的情緒，以便在絕對不可殺無辜者的禁令中找出例外（例如「若是你的女兒被強暴，你要強迫她因為懷孕而每天都想起被強暴的痛苦？」）。但我們看墮胎的情況，一旦艱難案例允許成為被「合理化」的例外，逐漸的許多理由都足以正當化墮胎—目前每年世界上有至少5千萬墮胎人次；在台灣，根據官方資料統計，至少一年22-24餘萬人次，非官方統計則高達50萬人次。《病主法》強調人可以自願（voluntary）選擇被動安樂死，而歷史進程將會告訴大家，這是台灣朝向無意願（non-voluntary）、甚至不自願主動安樂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的第一步，這也是最糟糕的情況，因為病患本身並不自願，但因其他因素而被安樂死。
倘若殺人的意義變得模糊不清，「無辜者」的生命將無法獲得絕對保障，此時必將產生滑坡效應。而這也是人類倡議安樂死時必然將面對的嚴峻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