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titia Forgeot d’Arc是一位記者與播客製作人，致力於提升大眾關注心理健康。她結婚已有25年，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其中長子Cyprien今年24歲。2022年，當Cyprien被診斷患有思覺失調症（schizophrénie，亦稱精神分裂症）時，她的母親生活從此徹底改變。這一消息帶來了震驚與內在的撕裂……，也成為她走上一條奮鬥與蛻變之路的起點。曾任法國Alsace地區RCF電台台長的她，後來改變了職業方向，創辦了紀實播客《隱藏的面孔》（Gueules cachées），在其中為那些與精神病患生活的人發聲。如今，她經常就心理健康議題發表見解，尤其關注年輕族群。2025年，正值心理健康被定為法國國家重大議題，且教會慶祝「希望禧年」之際，Laetitia生活出這雙重使命：讓被忽略的聲音被聽見，也提醒我們，即便在苦難之中，希望依然會湧現。
以下是專訪內容。
Aleteia：您曾懷疑過Cyprien是患了某種心理疾病嗎？
Laetitia Forgeot d’Arc：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儘管我從小就和一位患有唐氏症的兄弟一起長大。我對「殘疾」並不陌生，但「精神疾病」對我而言，一直只是一種與憂鬱症相關的狀況，儘管我有一位兄弟是兒童精神科醫師。Cyprien是個陽光男孩，聰明，擅長很多事。他一直不太服從權威或學校規範，就像很多孩子一樣，所以我並未察覺到他有什麼疾病的跡象。直到2018年12月，他突然急性妄想性發作，我們親眼看見兒子失控、舉止混亂。那是一個巨大的衝擊！我們不得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從2018年到2022年，我們才慢慢理解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
您知道他的疾病從何而來嗎？
我們總是可以不斷回顧與重建過去。我參加了一個心理教育課程，試圖瞭解他的疾病。回頭看，有些脆弱性是存在的，但並非所有因素都會導致發病。在他童年時，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他曾遭遇性侵，那時他五歲。
一些誘發思覺失調症因素是已知的。第一個是壓力。這也是為什麼這種疾病通常在18至25歲間發作，因為那正是考試、思索未來的階段。第二個原因是吸大麻，而Cyprien這兩項都符合。我們搬家到Strasbourg後，他不得不適應新的生活，以前他一直住校，而2018年12月又發生了恐怖襲擊。那次事件非常可怕，我們家住在市中心，我相信這些都有影響。但到底是什麼真正觸發了疾病，沒有人能說得準。
身為一個母親，2022年2月24日那天改變了您的生活，就是那天Cyprien確診為思覺失調症。您提到，當時您正好經過一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壁畫，心中想著：就像聖母瑪利亞一樣，您如今也站在十字架下。
當我們活在信仰中，瑪利亞的形象非常重要。在基督的苦難中，她具體生活出一位母親特有的痛苦。她經歷在馬槽旁也經歷了在十杂架下。從瑪利亞的角度看耶穌受難，令我深受感動。但這不是一種苦修主義，而是看到她的姿態：她站在那裡，她沒有崩潰、沒有把她的兒子從十字架上拉下來，而是選擇了順從。有時候，人會感覺自己被撕裂。我確實曾經歷過那樣的時刻。但也正是在那當中，經歷了那種來自「同意」的平安。就像《聖母哀悼曲》（Stabat Mater）所說：「她站立在那裡。」如果可能，站著，那是通往希望的唯一道路。
你們夫妻是如何一起走過並正在走過這段時期的？
我們的痛苦不一樣，有時候這會變得很複雜。我先生一些態度曾經讓我感到憤怒。他會提議我們兩個一起出去透透氣，而那時的我卻在哭泣，心裡想著：我們怎麼還能繼續生活下去？有時需要時間才能明白，互補其實是一種富足。幸好我們是兩個人。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面對，那真的太悲慘了。我的先生Thierry會花很多時間陪Cyprien，做我無法做的事，比如和他打電動——我完全不喜歡。他還會陪他買東西，有時甚至在他那裡過夜。我們的確是非常互補的！
你們的女兒們是怎麼應對這一切的？
她們一生都會被這些經歷所烙印。哥哥的病，以及我們整個家庭的遭遇，深深衝擊了她們的生命。在任何家庭中，只要有災難、喪親或身障，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而精神疾病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一旦爆發，就會直擊家庭核心。它常是個禁忌，很難對外開口。看著哥哥改變是很痛苦的，還是沒有明顯外表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找到一些方法，讓悲傷或恐懼可以被說出來。我們曾接受家庭治療，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開口表達。每個人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受苦。這需要極大的彈性與包容。
我們和一位年輕人一起生活，滿懷希望地盼望他能夠康復。這要求我們活在當下，珍惜每一刻。對孩子們來說也是一樣：他們知道這條路可能會很漫長，他們也學會專注在自己的需要上。Pauline，22歲，在Brest攻讀心理學。這與我們的家庭歷史不無關聯，但她本就對他人有興趣，有療癒他人的傾向。Domitille，20歲，在巴黎學習法律和哲學；Alice，16歲，讀高一。我們這個家，現在還算不錯，我們不是一個非常彼此依賴的溫馨小家，生活常常是熱熱鬧鬧、亂中有序的樣子，但這裡有很多很多的愛。”
Cyprien現在情況如何？
他正在接近我們所說的「康復」狀態。這個詞包含很多實際層面。如今他處於這樣的階段：「我有這個病，我可以說出它的名字。」這讓他開始問：「那誰可以幫我走得更遠？」他又開始創作音樂了。藥物治療還在持續，需要時間，目前他處於穩定期。
您從哪裡汲取力量？
我和Thierry參加一個依納爵靈修團體，由耶穌會士Christophe Théobald帶領。因為有他，還有很多受過培育的平信徒，我們在將臨期和復活節期間聚在一起，分享聖言。在我們家，有一個分享福音的小組。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靈性支柱。在日常生活中，是「天主經」的祈禱幫助著我。每一句話都非常個人、內在地觸動人心。天主向我們說：「我在天上」、「我的名被尊為聖」……每一句話都像是祂在我心中說的。這是一天生活的真正精神旅程。
您把您兒子的疾病當作自己的個人奮鬥。這就是您決定創辦播客《隱藏的面容》（Gueules cachées）的原因嗎？
是也不是。其實早在搬來Strasbourg之前，我就想離開廣播電台的工作。我那時候擔任的是一個管理職位，離新聞記者這個工作已經有些遠了。我原本就計劃接受播客方面的培訓，而Cyprien的病加速了這個轉變。家庭和工作實在難以兼顧。我也參加了一個關於精神疾病的培訓，也為Falret基金會撰寫有關心理疾病的專欄。在做一些資料搜集時，我發現幾乎所有的播客都是由醫療人員來解釋某種疾病，但很少有播客是由當事人自己來講述他們的經歷。我覺得這很可惜。直到有一天，Cyprien告訴我他內在的感受，我便請他錄下來，這就成為第一集。後來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展開了，很多人主動來聯繫我。
2025年，心理健康被提升為國家重點關注議題，您希望社會對精神疾病的看法能有什麼改變？
2025年，人們開始掀開壓在精神疾病上的沉重帷幕，那種沉重的禁忌正逐漸被打破。能開始談論這些事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我看到的風險是，人們對心理健康的討論變得流於表面。我的願望是，能讓社會真正「看見」與「聽見」那些精神健康確實受損的人們，並讓人們明白：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與這個議題息息相關。我們需要去除汙名，提升大眾意識，尤其是針對年輕人。我希望這樣的工作能與真正合適的人一起推動。我也很驚喜地發現，一些名人願意公開談論自己的病情，例如記者Nicolas Demorand最近透露自己患有躁鬱症，這些舉動有助於改變大眾的眼光。
今年今年也是天主教會的禧年，以「希望」為主題
以前，提到「希望」這個詞曾讓我很反感。但後來我明白，真正的陷阱，是認為希望來自於我們自己，認為只要我們努力拼搏，就能改變現況。但事實上，希望不在於此，而是在放手交託之中。當然，我讀過許多關於希望的著作，像是聖保祿書信、Bernanos的作品，但最打動我的是一位大學教授Corine Pelluchon在《希望，或穿越不可能》（L'espérance ou la traversée de l'impossible）一書中的話。她說，希望「是在我們不再期待的時候出現的，是在我們經歷虛無之後誕生的……希望是我們靈魂渴望的，而它的缺席，會令人苦澀與暴躁。」書中另一句也深深觸動我：「人不是像士兵上戰場那樣走向希望；希望不是出自勵志的話語，也不是意志的產物。它如同晨曦，在人放下萬事之時升起……」這也是我如今的體會：希望不是「一切都會好起來」，而是「做好該做的事，希望就會賜予你。」
文章、圖片：Aleteia.fr
作者：Anna Ashko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