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墮胎」合法化的過程

以上墮胎方法的醫學技術介紹，雖簡要，但顯然已讓人覺得這些方法，對於胎兒相當殘忍且令人不舒服。然即便是那麼殘忍，我們卻發現世界各地呈現一股墮胎合法化的趨勢。本節即要介紹支持這股墮胎合法化的理由、發展歷史及當代人對於「孕育生命」及「人生命本身的價值」所陷入的迷失景況：

壹、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理由

從當代這股全球性墮胎合法化狂潮，大致可歸納出以下幾個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理由：

1. 特殊困境

 

在墮胎合法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的原因常是因為特殊的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者，如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2. 經濟因素

 

由於人口學者指出，國家的經濟發展與人口數有密切關聯，人口過多的國家將導致經濟發展遲緩，或造成經濟危機，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甚至是落後國家。

自從馬爾薩斯（Malthus）主張人口成等比級數增加，糧食成等差級數增加，為此主張生存競爭以來，一直到今天北美的人口統計學者主張「人口」與「發展」有必然關係，並把這種意識型態推銷到各開發中國家，用人口來解釋經濟、社會、政治之落後[1]。

因此，許多國家為了發展經濟，乃使墮胎合法化，例如大陸的一胎化政策。

3. 環境因素

 

近年來，因環境遭破壞的速度倍增，環保意識乃高漲，又有學者提出：過多人口將導致環境資源浪費及加速環境破壞和污染，故為了環保，應控制人口出生率，所以墮胎應該合法化。

4. 優生理論

 

從人口優生學觀點，認為腹中胎兒如果患有先天性疾病、遺傳疾病，或是畸形，為了人口素質的提升和減少父母、家庭和社會的負擔，應該採取墮胎的方式。

5. 婚姻解放、性解放

 

這種主張原先來自「性解放運動」者，他們認為性生活不必限定在夫婦間，應該離開婚姻的束縛而得到解放，但因為人工避孕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有時也會有意外的懷孕，所以他們認為墮胎合法化能夠成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2]。這個主張至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更獲得支持。在該項會議中，將人類擁有的「生育權」作了擴大的解釋，其中一條就是人可以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3]。

6. 婦女的身體自主權及人權

 

除了性解放之外，支持墮胎合法化者更進一步提出「婦女身體自主權」，主張婦女有權利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孩子或是選擇墮胎，所以在美國即取消了「墮胎必須經過配偶同意」的限制。而所謂「婦女的身體自主權」，不但指婦女有權利選擇是否墮胎，更有權利選擇安全的墮胎方式和環境，如果墮胎不合法化，勢必有許多婦女會喪命於密醫手中，所以墮胎合法化可以避免婦女在墮胎過程中所作的冒險。

除了婦女的身體自主權以外，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更將子女生存的權利交付給大人，並以之為人權：「自由和負責選擇子女人數」及「可以獲得自己選擇的安全、有效、負擔得起和可以接受的家庭計劃方法[4]。」可見，所謂的「人權」，即是自己可以決定是否要生下孩子或墮胎，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或原因。至此，墮胎已算是可以隨心所欲了─不論男、女。

從以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理由看來，會發現其從最初的「不得已」、「有困難」的所謂特殊原因，到後來竟發展成視墮胎為可以「隨心所欲」的事情，認為墮胎不需要任何理由，個人可以因主觀因素決定是否墮胎。

貳、「墮胎」合法化的歷史

看過支持墮胎合法化的各種理由後，接著要進一步審視墮胎合法化的發展歷程。墮胎雖自古即存於人類社會，但強大的墮胎合法化趨勢可說是二十世紀才有的產物。然為了能更脈絡性地瞭解「墮胎合法化」的歷史演變，以下仍將先簡單介紹歐洲社會自古以來的「墮胎」發展歷史；其後再以美國為例，來了解二十世紀這股全球墮胎合法化的發展面貌。

一、歐洲自古以來有關「墮胎」的發展樣貌

1. 古希臘、羅馬時代

 

「墮胎」存在於人類歷史已數十世紀。遠在古希臘時代，墮胎行徑即隨處可見。而原因不外乎是為了掩飾非法性關係、或為了控制家庭大小─有錢人不希望日後財產由太多人分享，窮人則根本無力撫養太多小孩。由此可見，「墮胎」實際上乃是古希臘人控制生育的方法之一，當時主要的哲學與社會倫理思想，也大多贊同這樣的作法。譬如柏拉圖雖認為胎兒已是生命體，但基於國家的理想應優於尚未誕生的胎兒與新生兒的生命，因此他建議，當有需要時應執行墮胎、殺嬰。在討論理想國中的婦女角色時，他甚至主張年過四十的婦女應強制執行墮胎。同樣地，亞理斯多德在其政治論中，亦提過相似的計畫[5]。

至於古羅馬時代，墮胎情事亦充斥於社會各階層，甚至在公元前一世紀達至前所未有的高峰。據了解，在當時主流斯多噶學派影響下，羅馬法律並不把母肚內的小孩視為「人」（person）。不過，相較於希臘社會，這時卻曾出現因墮胎而受罰的案例。但原因並非出於對胎兒的關心；而是為了維護父親（先生）的權利，故懲罰那些逕行墮胎的婦女[6]。這種強大的父權景況持續到公元第三世紀，即使之後的法律原則加入了其它理由（如為了發展強大國家、或墮胎對婦女具高危險性……等）來反墮胎、欲減低墮胎率。但，仍是以冒犯父權為反墮胎的最主要論點，所以事實上只要是經父親允許的墮胎，就可不用受到懲罰。可見，古羅馬的法律雖具反墮胎樣貌，但並非源於對胎兒生命的保護（他們根本不把胎兒當作人），而是為了國家的發展及保護父權，也因此只要不抵觸國家的人口發展與父權，不論是墮胎、乃至殺嬰、遺棄或販賣小孩等，都可不受懲罰，以致社會上仍充斥著高漲的墮胎率[7]。

2. 猶太人的世界

 

在希伯來聖經中，雖然沒有明確禁止墮胎的誡命；但是在禁止蓄意流血與尊重生命（包括未出生的胎兒）的立場下，在猶人的思想與生活中，墮胎是不被接受的。故相較於希臘、羅馬，猶太社會極少出現墮胎事例。不過，猶人雖不墮胎，但在文獻中仍論及有關胎兒死亡的問題，其約可區分成兩種觀點：一是嚴格的Alexandrian，另一是溫和的Palestinian。從他們的討論，可以總結出猶太人對墮胎所抱持的態度：(1)非常清楚地有「偶然/醫療」與「蓄意」兩種墮胎，前者可以開放討論，後者則絕對禁止。(2)在「偶然/醫療性」墮胎的討論中， Alexandrian認為任何傷害胎兒的行為，都必須接受法律懲罰； Palestinian則認為只有在行為傷及到母親時，才需要被懲罰[8]。

3. 基督化時代

 

面對希臘、羅馬文化對胎兒生命的漠視，基督宗教在猶太人的思想基礎與信仰的光照下，在起初的三世紀中，即確立出三個重要的根本神學思想：(1)胎兒是天主所創造、所關心的生命；(2)墮胎是謀殺；(3)天主必會審判墮胎罪刑。教父們也不斷在著作與宣講中，以此神學基礎，斥責墮胎行為的不道德[9]。這樣的努力，到了羅馬成為一個基督教帝國後，更形諸於教會法律，而且在強調「保護生命」與「愛人如己」的信仰反省下，基督宗教的「反墮胎」思想自此成為基督化社會的哲學倫理主流[10]。即便日後曾出現有關早期胚胎的位格性論爭，但是上述三點神學肯定仍是不變的基礎。

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雖然不再有「支持墮胎」的主流哲學倫理存在，但個人性的墮胎事件仍持續出現在基督化社會中，而且在靈肉二分與位格概念的應用下，甚至還衍生出認為只要在「靈魂進入胎兒身體」或「胎動」之前，就可以進行墮胎的俚俗看法。但不論是教會、或是國家、政府等官方機構，仍都視墮胎為不道德的、犯罪的行為；雖然有些墮胎行徑未被舉發、亦未立法懲處，但「墮胎」（包括未授靈之胎兒與胎動前的墮胎）顯然從未被提升至合法地位。這種「反墮胎」的立場與看法，也一直持續到近代，由十九世紀末，大部分國家所頒佈的反墮胎法令即可見一斑。當時的美國醫藥協會還成立了「反墮胎委員會」，欲提升「反墮胎」的公共意識與認知[11]。然自二十世紀起，墮胎合法化的運動卻挾各種支持墮胎的理由而席捲各國，以下即以美國為例。

二、美國「墮胎」合法化的歷史演變[12]

十九世紀的美國政府是持「反墮胎」的立場，據載，自1859年起，除了為挽救母親或胎兒的性命之外，美國醫藥協會譴責所有的墮胎行徑；而且在1875年，美國政府還立法嚴禁墮胎。

但到了1916年，生育控制聯盟（Birth Control League）形成，並大力鼓吹避孕和墮胎；1959年，美國立法機構提案「刑法雛型」，擬通過因強暴或亂倫而導致的懷孕，或是為了母親的身、心健康為原因的，可以在合法的醫院裡執行墮胎手術的法令。1965年，康乃迪克州的高等法院，決定讓人工避孕合法化，並定義為「個人權利」；兩年後（1967），科羅拉多州首先通過因強暴、亂倫或為拯救母親生命而施行的墮胎手術；再過三年（1970），總計有十四個州通過某些特殊情況下的墮胎。

1973年，最高法院更將「健康」的定義擴大為所有因素：包括生理的、情緒的、心理的、家庭的及婦女的年齡。這無疑是允許懷孕婦女，可以為了任何理由、在任何時候墮胎。

1976年，最高法院取消「未成年人需經父母同意、已婚婦女需由配偶同意，才能墮胎」的限制。

1993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發佈五個行政命令，促使胎兒組織的蒐集和研究合法化、RU486的研究、民眾可以在政府補助支持的診所內接受墮胎的指導與諮商，以及美國軍醫院開始提供墮胎手術。

1994年，柯林頓總統以the 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s Entrance Act (FACE)，禁止反墮胎人士與團體在施行墮胎的診所外進行抗議活動，雖然這種抗議行為原是美國憲法所保障。

2000年，最高法院宣佈「內布拉斯加州禁止局部墮胎的法令」是違反憲法的。

由以上美國墮胎合法化的發展，的確可看到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理由從最初的「不得已」、「有困難」等特殊景況，演變成視墮胎為個人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而且有一個現象實在值得注意：從一剛開始考慮「墮胎合法化」的問題，到真正使墮胎合法化，大約歷經了半個世紀（1916-1970）；但是從最初因特殊懷孕才能墮胎，到放寬墮胎條件，竟只過了三年。這現象顯示一旦開放，就有日趨放鬆的發展。而且，美國墮胎合法化的結果，更加強了全球性推動墮胎合法化的力量，在此影響下，臺灣也於民國73年（1984年）通過「墮胎合法化」。

參、從臺灣的「墮胎合法化景況」一窺當代人對「人類生命的真正價值與尊嚴」之迷失

相似於美國墮胎合法化的發展趨勢，在上述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理由被不斷提出的景況下，臺灣也由原本視「墮胎」為不合法的行為，而至後來於民國73年通過「墮胎合法化」，並以「人工流產」這一字詞取代「墮胎」。而正因為有此一發展歷程（不合法 à 合法），以致我們能分別從既有的刑法，及1984年出現的優生保健法，發現有關「墮胎」的法律條文。而相較之下，更會發現1984年前後的這兩個法律是完全不一致的。尤其在對照「民法」後，更可看出這種不一致的最大徵結是在於刑法與優生保健法二者對「胎兒權利」的看法不同。藉此，亦凸顯出當代人類對於「孕育生命」的困惑、及對「人類生命的真正價值與尊嚴」所陷入的迷失景況。

以下為了更仔細剖析這些根本差異所在，將把「民法」、「刑法」與「優生保健法」的相關條文先分列出來，之後再予以比較、分析。

一、臺灣法律中與「墮胎」有關的條文

1. 民法

就民法總則的第六與第七條合為觀之，可以看出台灣政府對於「胎兒權利」的根本定位：

第六條 （自然人權利能力）：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第七條 （胎兒之權利能力）：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2. 刑法

刑法第288條至292條，是與「墮胎」相關的罪罰：

第288條：懷胎婦女服藥或以他法墮胎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者，亦同。因疾病或其他防止生命上危險之必要，而犯前二項之罪者，免除其刑。

第289條：受懷胎婦女之囑託或得其承諾，而使之墮胎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90條：意圖營利，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291條：未受懷胎婦女之囑託或未得其承諾，而使之墮胎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292條：以文字、圖畫或他法，公然介紹墮胎之方法或物品，或公然介紹自己或他人為墮胎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3. 優生保健法

臺灣於1984年通過墮胎合法化，不過，「墮胎」這名詞並未出現在《優生保健法》，而是以「人工流產」此字詞來取代。現行的基礎法是在1984年七月第一次頒布，並1999年八月最新公布。而根據《優生保健法》第三章：「人工流產及結紮手術」，在第九條列舉了六個允許墮胎的理由[13]：

1、雙親之一有「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傳染病或精神疾病者。

2、近親有「有礙優生」之遺傳疾病者。

3、醫學認定，懷孕或分娩危害母親生命、身體或精神健康者。

4、醫學認定胎兒有不正常發育者。

5、因強制性交、誘姦而懷孕，或依法不得結婚而相姦受孕者。

6、如果生小孩會影響母親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

除了這六個所謂正當理由外，在後文並加了說明：「懷孕婦女施行產前檢查，醫師如發現有胎兒不正常者，應將實情告知本人或其配偶，認為有施行人工流產之必要時，應『勸』其施行人工流產。」

此外，與此相關的是有關「胚胎」的法令，此起源於製造試管嬰兒的過程中，所會面臨的胚胎保存及破壞等問題，衛生署乃針對這議題，起草了一系列指導綱領，這份指導綱領認定「保存」及「毀壞」是人工生殖的正常過程。例如，在「指導原則」的〈原則一〉之第四點說明「精子、卵子或胚胎之保存期限，以十年為限」，也就是說精、卵和胚胎的保存不可以超過十年[14]。而這已牽涉到胚胎生命的中止與毀滅。

二、「孕育生命」的困惑─刑法與優生保健法的衝突

從上述所列的民法條規，及刑法至優生保健法的法令變遷看來，可以發現刑法對於「墮胎」行為的看法，是與民法中「胎兒權益之保護應視同既已出生者」的肯定相配合，刑法全面禁止「墮胎」；相較之下，優生保健法卻完全不論「胎兒權益之保護」，不僅改以「人工流產」來指稱墮胎，還給予其合法地位。這其中的轉折，有其背後的意識差異存在，今比較如下，並希望藉此比較，讓我們能更清楚現代人在「孕育生命」及「生命之始」的價值判準上所產生的困惑。

1. 立法精神的不同

從《刑法》明文規定全面禁止墮胎，至《優生保健法》視墮胎為刑法的例外，並給予合法化。這樣的轉變之所以發生，立法的贊成者都認為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為提高人口素質，另一是現實考量（即社會既存的墮胎事實）[15]。然就其根本，不可否認這是一種「生命價值」觀的轉變。從刑法與優生保健法兩者在說明其立法精神時，已展現這種基本立場的差距：

刑法：胎兒乃將來人格成長過程中之生命體，具有獨立之法益，不可任意生殺予奪。而且墮胎有害民族的繁衍，故設專章以禁止之。

優生保健法第一條第一項：「為實施優生保健，提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健康及增進家庭幸福，特制定本法。」

兩相比較，刑法完全符應民法第七條的肯定，站在胎兒是生命體，而且是人格發展過程中的生命體，與已出生者同樣享有身為人所應有的權益保護，所以墮胎是隸屬於刑法的殺人罪，且是公訴罪。

而優生保健法則是完全站在政府人口政策、家庭及母親的立場，完全忽略、甚至抵觸既有民法中「保護胎兒權益」的宣告，而給予墮胎合法化。

2. 「胎兒」的定義不同

欲推動優生保健法，首先必須解決其與民法、刑法間的衝突。於是，政府就開始考量民法、刑法中「胎兒」的定義。

事實上，從胚胎學角度來看，生命毫無爭議是始於精卵結合的；但是，法律系統中對「胎兒」的定義卻存在著數種看法。

有人認為應從精卵合成受精卵開始，因其是生命體而非死產，我國民法的精神即是如此；

也有人以受精卵的著床(受精後一週左右)為分界，認為著床後的胚胎才有被保護的價值；

至於第三種看法則主張受精後第三個月（十二週）起，才應受到身為人所該擁有的保護，因為三個月大的胎兒才開始有腦波。

據了解，基於現今驗孕技術大抵於受精後第七、八天始偵測到懷孕之事實，因而對於刑法的墮胎罪之管束，目前法界主要採上述第二說，即以著床為判定標準[16]。而其中透顯出的精神，不外乎只要偵測到懷孕的事實，母肚內所孕育的新生命即應受刑法禁止墮胎的保護。

然而，優生保健法卻無視法界原訂的標準，不僅改用人工流產稱謂墮胎，而且還更進一步規定在二十四週以內的人工流產可以是合法行為。

很明顯的，允許懷孕二十四週內可以合法施行人工流產的作法，與原本法界主要採取的認定─胎兒至少應自受精卵著床（受限于驗孕技術）起即被保護，兩者間的差距實在天差地別。何況就算採認醫學上對「人」之生命最寬的認定，以有無腦波作為判定標準，也應以十二週為限[17]。故從這一點深入探究後，可知優生保健法以二十四週為限，其實並非基於考量「胎兒」是否具胚胎學所謂的生命體，或醫學上的生命現象，而是以醫學科技在母體外對其進行搶救而仍不能挽回生命者，為立法的基準。

換言之，優生保健法事實上根本無視胎兒生命本身的生存權，而且在各種探討「何時起就該給予胎兒身為人應有的保護」之爭論中，優生保健法的立場無疑是宣告，只要離開母體後無法自然保持其生命的胎兒，都毋須考量其生存權、也不用受到身為人所該擁有的保護，而可任人決定終止其生命。

而優生保健法對胎兒人權的漠視（連最寬的標準─以第十二週腦波的出現來定義胎兒具有人的生命─都無法遵行），實令人憂心當代人不僅在「孕育生命」及「生命之始」的價值判準上產生困惑，而是連位格人本身的價值與尊嚴都忘卻了。當然，這並非立法者的主觀意向，其考量主要還是在於為了讓既存的墮胎行為就地合法化，以免婦女前去尋找密醫進行墮胎，危害其生命安全，這也是不少國家主張墮胎合法化的理由。但事實上，這樣的解決手法與思考邏輯根本是捨本逐末而且偏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