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兒也是人：荷蘭母親能為被墮胎兒登記戶口
這有助於悲痛過程
截至2019年2月，荷蘭法律的正式改變，比許多人原先預期的要大得多。為了回應82,000人簽署的請願書，政府現在允許人們，在個人記錄數據庫中，將他們死產的胎兒登記為法人，這是以前未被允許的。這種改變的推動，是由一些母親所領導的，她們希望自己的胎殞兒被認為是有價值的。
政府沒想到的是，有位年輕女士對她的墮胎深覺後悔，也來將她墮胎的孩子登記為法人，由於現在母親可以為未出生的孩子尋求認可，她這樣做是可以的。Yara的小孩14週時在阿姆斯特丹的墮胎診所喪命，顯然是有資格登記的。任何父母都可以報告在出生前死亡的孩子，無論胎兒幾週死亡，然後已故的孩子便可添加到荷蘭父母信息欄旁邊的「人口名單」中。這意味著孩子的名字也會出現在官方政府網站上，以及人口登記冊上。
Don Ceder是悲傷母親的代表，她是具有加納背景的荷蘭年輕律師，被列入富比士著名的「30名30歲以下」名人清單，同時也是阿姆斯特丹基督教聯盟黨的市議員。當Yara聽說法律已經改變時，她來找Ceder，感覺如果自己可以將自己的孩子登記為法人，這種有力的象徵行為，將是她悲傷過程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在Ceder檢查了法律之後，她發現沒有什麼理由為什麼墮胎的孩子無法登記。新法規並沒有規範死亡原因或懷孕時間，作為兒童可登記的因素。
根據Ceder的說法，阿姆斯特丹市政廳的官員「同情地接受了Yara的請求」，他們甚至先「為Yara的失胎表示哀悼」，然後才為她的孩子提供出生證明，並把孩子加入Yara的個人記錄裡。在這樣做的過程中，Yara引發了關於子宮內生命的文化對話 - 以及墮胎對那個生命的影響。「對於所有即將使用這項新法律的母親來說，這顯然不僅僅是一種形式，」Ceder告訴《改革日報》（R.D.）。「這完全是承認和重視她們的悲傷和她們所懷的孩子。對我個人而言，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對於我們看待胎兒的生命，包括那些被墮胎的人，意味著什麼？」
Ceder並不是唯一一個提問者，詢問我們的社會該如何調和以下二者：他們對在子宮內死亡的胎兒正式認可為荷蘭人，以及國家贊助的墮胎制度幾乎以任何理由或無需理由便殘暴地終結子宮內胎兒的生命。對於任何理性的觀察者來說，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兒童不能同時是有價值的人，又是一團可除滅的細胞團。現在已經合法登記的Yara墮胎兒的案例，已經超越了墮胎辯論的典型攻防模式，而且正如Ceder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可以看到Yara故事中令人不安的一面。」
所幸，Ceder告訴R.D.，像Yara這樣的故事，將創造出一個空間，讓人們可以重新考慮墮胎這件事。「誰知道，也許所有政黨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對胎兒生命的欣賞，並沒有像我們以為的那樣一致，而且我們再也不能讓像Yara那樣的母親失望了，」他說。「對於政治領域而言，這將成為一個信號，要跟進有關人口登記的法律補充，並開始重新審查墮胎法。」
荷蘭支持生命組織「為生命吶喊」的Kees van Helden對此表示贊同。「對於很多女性來說，這一法律的補充，在處理墮胎後的悲痛過程中，是一個進步，」他告訴我。「我們希望它能加速，進行更廣泛的公眾辯論，以便更多的人能夠意識到，墮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一名婦女可以將她墮胎的孩子登記為一個有名有姓和出生日期的人，這個事實，應該迫使我們的政府，也許還有其他國政府，重新審查墮胎法。因為根據現在他們自己的邏輯，我們的社會正在殺害人類。」
文章出處：LifeSiteNews, 2019.4.26.
作者：Johnathon Van M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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