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期2012年11月19日
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強國大患」
中國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但被人口總量所迷惑，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口問題已經發生重大轉變。
「人口」不僅僅是「人數」
「人口」這一概念看似簡單其實深邃，包含著人口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包含著人口學的一切問題、一切命題、一切答案。
人口是一定時間和空間條件下人類生命個體所組成的統計學總體，具有數量、素質、結構、分布和變化五個特徵。家庭是人口發展最基本的單位。孟子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我們可以從人口學角度獲得新的理解，即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
人口是一個集成概念，包括了「人」與「口」兩個分概念，「人」體現了人口的主體性、社會性和能動性，「口」體現了人口的數量性、規模性和統計性。「人」決定「口」，「口」影響「人」。「人」就是人類發展，「口」就是人口生態包括了分人口或者亞人口的數量、構成、關系與功能，為此我們要樹立以人為本、生態平衡、關系協調、可持續的人口發展觀。
馬克思說過：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具有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或者說生物屬性。社會屬性表明了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人與環境的關系。社會屬性是制度和文化賦予的。即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所言：「人是文化的生物。」所以說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而發展問題的實質又是人的發展。所以我們要高度重視人的自由、全面、有保障的發展。生物屬性表明了人類作為生命體的發展特徵，表明了人其實是欲望的符號和載體，所以說人口問題的實質是需求問題，人類的生物學需求食欲、情欲、知欲是否以及如何滿足，這一點很要緊，社會屬性是生物屬性的「文化外衣」，人性的本質和本能卻在自然的和生物的屬性中，涉及人類性情的欲望常常具有剛性的力量。
進一步地，我們要確立有關人口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三大基本判定或者說人口公理。首先，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這裏的人口就是具有一定數量的人的概念。我們不能被人口的數量屬性迷惑，而忽視人口的社會屬性人的存在，既要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樹木」。其次，人口是社會生存的基礎。社會是人的社會，沒有一定數量、一定分工的人口，就難以成為人類社會。人口學有「最低人口」概念，生育決定人口的未來，所以需要維持一個「適度生育率」，確立生育率下降的底線倫理，或者說「底線生育率」。其實，二者是一個意思，就是「更替水平生育率」。再次，人口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有人口，就有需求。有需求，就要供給、保障、生產和發展。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過：人類的欲求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印度聖雄甘地說過：地球能滿足人類的欲求，但滿足不了人類的貪婪。「人口問題的實質是需求問題」和「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兩個命題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需要提醒的是，需求問題既包括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也包括了經濟社會發展對人口供給的需求。換言之，我們既要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人口條件」，也要為人口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流行多年的「人口環境」的說法並不全面，容易將我們的認識引向將人口邊緣化、數量化和非主體化的歧路。
超低生育率下的巨大危機
在理論上，低生育率（Low fertility）可以從數量上和性質上作出界定。在數量上，我們將低生育率看做是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簡稱TFR）在2.1以下。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是指TFR在1.5以下。極低生育率或者超低生育率（The lowest low fertility）在1.3以下。不可忍受的災難性低生育率在1以下，例如北京、上海。在性質上，包括實際低生育率，觀察到的低生育率，統計意義上的低生育率；政策性低生育率，TFR在1.5甚至低到普遍一胎化；意願性低生育率，目前TFR大概已在1.6以下；適度和理想低生育率就是更替水平低生育率，TFR在2上下。
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期進入低生育率國家行列。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公布的TFR只有1.22，2005年的TFR為1.33，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根據估算甚至不到1.2。從數據來看，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已經是「超低型」，就是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低於1.3。中國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但被人口總量所迷惑，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口問題已經發生重大轉變，就是從數量型人口問題轉向結構型人口問題，從自然型人口問題轉向政策型人口問題，從單一型人口問題轉向復合型人口問題。生育率過低所隱伏的風險和代價並沒有被充分認識，最大的危機就是沒認識到危機！進入新世紀，中國人口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到政策生育率之下，巨大人口危機既有「內憂」也有「外患」，後果非常嚴重。
首先，持續的低生育率在生育數量上帶來了少兒人口供應萎縮、人口少子化和年輕人口虧損問題，經濟發展和國防安全將受制於年輕人力資源供給不足。巨大的人口危機引發經濟、社會和國防三重危機。人口大國不等於人口強國。年輕人口的規模和比重很要緊。放在全球的視野下看中國少子化，如果與印度、越南、菲律賓比較，會發現中國人口年齡構成上存在劣勢和弱點。在領土爭端等原則問題上，人口大國敢不敢亮劍？「紙龍」之說當頭棒喝，需要驚醒！有人說得好：地無恒主，唯有力者居之；物無恒主，唯有力者用之。大道至簡。
其次，一胎化政策導引下的持續的低生育率在家庭結構上帶來了巨大的人口風險問題。一方面，人為製造了大量政策性獨生子女風險家庭，目前估計要達1.5億~2億之多。其中上百萬獨生子女家庭已經不幸遭遇死亡或者傷殘的風險，演變為殘破家庭和悲苦家庭。與此同時，更多的獨生子女家庭成為養老不堪重負的脆弱家庭、空巢家庭和痛苦家庭。另一方面，中國進入了人口學意義的風險社會。這些痛苦家庭早晚會提出「獨生代價國家補償」的訴求。
第三，持續的低生育率在養老結構上帶來了少子老齡化、獨子空巢化、無後高齡化等多重挑戰。長壽並不等於勝利，也不等於幸福。很多老年人會發現：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在特殊政策的引導下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老難所養、老難所依、老難善終問題將十分普遍。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照料，就沒有安全。中國需要人口的年輕化來遏制人口的老齡化，平衡分人口的發展方向和互動關系。
第四，一胎化政策導引下的持續的低生育率在性別結構上帶來了嚴峻的男性婚配過剩問題。到2020年後，可能超過2400萬（多的估計在5000萬之眾）的適婚單身男性被擠壓出一對一的婚配市場。遊蕩在社會各地、需要釋放的巨大性能量、壓抑的心理可能扭曲的男性單身人口可能會演變為可怕的「狼性人口」，他們身上的生物屬性壓過了社會屬性，最後危及社會穩定和女性權益。
最後，一胎化政策導引下的持續的低生育率在人的發展上帶來了不可回避的獨生子女問題，在缺乏手足情和充滿高壓力的環境下導致獨生子女的片面發展、畸形發展和負向發展，這就是智力發展與非智力素質特別是道德發展的失衡。獨生子女負擔重、孤獨深、壓力大。隨著時間的推演，他們的脆弱無助、痛苦無奈將一一呈現，成為集體性、社會性的巨大傷痛。
人口慣性強，船大早掉頭。我們需要高舉實事求是的旗幟，深刻反思一胎化政策的弊端，當機立斷，集時代的大智慧，勇於開闢優化人口發展、維護人口生態、促進人口均衡的新路線，確立「以民為貴、生態為本」的人口新政，為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創造生生不息的人口動力，此其時也。（作者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12-06-09 A3 觀察)<回上一頁>